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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5日 星期五

曾蔭權沒有錯!

特首曾蔭權在六四問題上提出代表了『香港人整體的意見』,引起了泛民主派的憤怒,網民也成立了『曾蔭權不代表我』的群組,人數增加十分迅速。

香港人只有600多人
但如果我們從政府核心班子的組成角度來看,曾蔭權是絕對沒有說錯的。首先,要分析『香港人整體的意見』,最關鍵字眼就是『香港人』。甚麼是香港人?在特區政府的眼中,香港人就是649人。因為在2007年特首選舉中小圈子的800人中的更小圈子649人選出來,很合理地推想特首就是為了服務這群人的利益而產生。

所以基於「香港人」的詮譯不同,大家誤會了盡責的曾特首了,泛民眼中的香港人可能是七百萬人,或是選出他們的選民。但實際上特區政府看到的香港是一條村落,是六百多人的一個小豪庭。只要各位看看特區政府的施政就知道他們服務的群眾根本不是我們這些小市民,例如近日梁展文事件,他在任職政府期間以低於市值的價值將居屋紅磡紅灣半島賣給新世界發展,而在退休後又任職新世界集團,這些擺明的利益輸送,你來我往。另外,政府對打壓弱勢社群卻又不遺餘力。例如把領取綜援的人士描述成好吃懶做,對有需要的人士又未能加以援助,經常以香港的競爭力要脅市民。

愛民如子的特區政府
若因此把香港政府說是不好的政府是錯!因為既然他服務的是600多名的香港人,那麼以低價賣地給那個發展商有何不妥?他是愛民如子,不願看到發展商負擔高地價。在離職後亦以他有用之軀加入新世界繼續貢獻香港。那不是很令人感動嗎?而在綜援等福利問題上,那些人跟本在政府眼中不是『香港人』,他們是來略奪香港人的資源的,而且強佔了香港。那七百萬人應該是要被流放的!現在仍然給予福利已經是格外開恩,拜託那些人不要罵特區政府了。政府是沒錯的,他們如斯愛民(600人)如子還要被責備真的很『不該』。

香港其餘的人,請不要怪曾特首。他的做法只是義犬報恩,各為其主罷了。

2009年4月29日 星期三

德先生和賽先生就在你身邊

  二十世紀初,“新文化運動”把兩位“先生”介紹給了中國國民。它們就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即民主與科學。圍繞著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召喚,一批具有民主與科學進步思想的青年學生在北大成長起來。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德先生”所重視的民主參與和“賽先生”重視的求真精神,開始更加深入地走進中國人的生活。當時的思想家們認為,這兩位先生就是中國要請的啟蒙老師,只有擁護“德先”和“賽先生”,才能救中國。

  其實,德先生和賽先生不是生硬的名詞,而是我們生活的一種習慣。而同學們每天也可實踐民主和科學。

德先生(民主)
  他就是我們在生活中尊重別人意見,保護少數人/弱勢發言的權利。例如和班中同學意見不合時,我們有沒有去理解他/她背後的想法呢?還是和其他同學一起去排擠別人呢?還會在西鐵上避免和南亞裔人士同坐嗎?

賽先生(科學)
  他是一種求真的精神。例如你聽到朋友說一位同學的壞話,那你會立刻相信去厭棄、排斥那位同學,還是先判斷朋友所說的是否有證據,再觀察朋友說的話是否一定是『真』呢?

  現在你覺得五四運動的精神是離我們很遠嗎?

2009年4月5日 星期日

香港-民主?

昨天與友人討論香港人的公民意識及民主問題,現在把我最近的看法寫下。

Democracy這字由西方傳來後,一直未有中國的字替代,只用了『德先生』。後日本的『民主』再傳進中國才有中文可用。到今天大家已經不會覺得民主這詞是外來語。表面上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吧?而中國在香港回歸前經常強調回歸是香港人民當家作主了,而香港也在最近十年不斷爭取民主、雙普選。

民主的限制

香港是要實行那種民主呢?民主到了不同人手上有不同的解釋。香港就應否有功能組別討論了很長時間,這當中牽涉到是否能代表不同利益團體的聲音及會否淪為民粹政治的憂慮。
最極端的民主是戴錦華老師所說有法西斯色彩的,當每人也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意見,也有自由度挑戰社會的規則,從中人們會取得一種快感。但當每人也不斷挑戰這社會時,便可能會挾民主之名破壞社會秩序。因此曾蔭權之前說的極端的民主就會造成像文革這樣的歷史,其實不無道理,那時候當每人也可以表達自己意見,只要說自己是毛澤東支持者,就可以挑戰社會不同法度。民主也有相似的地方,可以挾言論自由等等來挑戰不同的限制。 不過我認為在香港的脈絡下較難發生,因為香港基本上雖然沒有極權,但是香港已有主流聲音『統治』了香港人的思想。

民主一個問題是把問題約化成贊成及反對。我本身並不反對民主所運用的大量資源,只要是討論問題後事情真的有改善。在很多問題上各走極端,例如是兩鐵合併問題。當時民主黨鄭家富提出地鐵應設有廁所其實不無道理,但是合併也有本身的效益。最後的選擇就是,若沒有廁所就投反對票,若要合併的利益就沒有廁所等等。在投『贊成』及『反對』當中,其實很多內容是可以再討論的,在內裏先取得共悉,爭取更大的利益。但現在變了無論是投下贊成及反對也要對利益取捨,當中一些取捨原本是沒有必要。但實際運作上,也沒時間全部事情也討論得十分仔細,所以最後無奈之下也要作出決定。

今天看書時看到一段十分不錯,喬姆斯基提到民主社會和極權社會其中一個分別:
『極權主義社會是透過公然的恐怖手段來控制人民,但民主社會也會訴諸各種巧妙的恐怖方法來操弄人民的思想,例如運用優雅的廣告宣傳系統,或藉由文化活動來傳達訊息。』
人們在討論民主時總會理想化了民主制度,把它設想成是一個近似於烏托邦的境界。以前聽中原地產一位高層來講課時也提過,中國是有貪污,但你猜西方就沒有嗎?他們只是轉換到其他形式進行利益輸送,只是做法比中國的更高明而已。 十分認同他的看法,人性沒變的話,在不同制度下只會轉換成不同的行動。

友人提到一點我完全沒想過,她提到香港有否需要獨立。她覺得需要,原因是中央只會阻礙了香港的民主進程,香港在這個體制下沒有希望。不過我認為獨立後可能因為生存需要要更加專制,一步也不能有失錯,像新加坡似的統治,那又是我們想要的嗎?

說點題外話,新加坡的通識教育叫道德教育,是教他們單一的指標。而香港的通識教育是要求學生尊重多元價值,懂得獨立思考。從這分別看來,香港現在是否比較幸福?

民主制度的其他方法

我認為民主制度是其中一種方法。我們要有自由、有平等其實不一定是制度上的改進,靠人民本身也可以做到。例如,我們看報紙時多關心時事,不是看完笑完罵完就算,而是分析傳媒報導背後隱藏了甚麼內容沒說,為什麼沒說,為什麼說了這些,也思考傳媒背後的立場。同時也不要只跟從傳媒快速換畫,在每個問題上花多些時間思考,思考為什麼會是這樣,有沒有其他可能性,我們忽略了甚麼人的論述,我們是否要尊重邊緣的社群。這樣我們起碼可以更有效監察政府,追求一個更多元的社會。

當然,現在香港社會大家也那麼忙,有沒有可能做到我上面所說的是一個問題。但若大家想要一個這樣尊重別人的社會,我們是否有需要『慢下來』?多思考?慢下來會否對我們的發展更有利?

這裡並無意貶低民主,也不是肯定其他制度。只是覺得若不討論民主的不足,就難以發揮它真正的功效。而且我們是否墮入了像戴錦華老師所說的『制度決定論』的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