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3日 星期六

海地地震造成的傷亡與汶川地震比較如何呢?

海地地震在開始時也能取得香港傳媒的注意,但是時間不到半個月,已被其他新聞取代地位。記得2008年汶川地震,很多香港人滿腔熱血要幫助重建汶川,有朋友更說要到汶川做志願工。而在香港及日本,海地地震卻被冷落了。
我嘗試從維基百科粗略比較了兩地地震的嚴重性。


從以上比較表可見,海地地震所造成的傷亡與汶川地震不相伯仲。而由於海地地震發生在海地的中心,重建工作更加困難。而中國還有大隊解放軍搜救、維持秩序、運送物資,但海地卻在這時機場不勝負荷。
要注意的是,四川地震已過去一年半,傷亡數字計算接近完成。但海地地震只發生了半個月,餘震、飢餓及搶劫等仍十分嚴重。
以海地的收入來說,抗災能力很可能比汶川弱,大家也是地球村的一份子,我們也一起捐款協助當地重建吧?
http://www.worldvision.org.hk/Appeal/Haiti/emer_frame.html
http://www.redcross.org.hk/tc/disasterrelief_prepard/appeal_update_detail.html?year=2010&id=671

2009年11月28日 星期六

驗毒與自殺群組

兩個月前鬧得熱哄哄的校園驗毒計劃最近開始靜下來,又來了自殺群組的新聞,這兩樣東西其實是像TVB劇集一樣有其公式。

青年人不知自愛。脆弱
我們分析青年濫藥時,最常用的分析是歸咎於個人層面。除了報章外,特別在通識科的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的單元,我們使用自我概念、自尊及朋輩壓力等分析濫藥問題。所得出的結論往往是青年人的抗壓能力不足、自我型象低落、無知及容易被教唆等。
無獨有偶,星島日報在11月26日報導:『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自殺危機處理中心主任香慕茵表示,青少年在網上開設或加入此類群組,部分人只是「貪玩」,亦有人受情緒困擾,無法宣泄而想自殺,但年輕人心智未成熟,易受朋輩影響而出現或強化自殺念頭,有時更會為了「義氣」而死,十分危險,必須及早介入輔導。』可以看出,在自殺群組問題上社會使用同樣的分析框架。這使我們更加相信,這批青年人是要無時無刻監管的。

看不見等於沒發生
我們都知道驗毒計劃真正效果並不會找出吸毒的學生。以現在政府的宣傳來看,『天造之材,走進迷陣。』的歌曲的年份使我認為目標不是迷失的青年,而是針對年代迷失的家長。『不可一,不可再。』對未吸毒的青年較有效,已吸毒的青年已衝破『不可一』,當他們發覺吸食毒品並未如想像中可怕,反而帶來快樂,會『不可再』嗎?因此,可以看出政策只能趕走吸毒的年輕人,製造一個減少濫藥問題的假象。而真正濫藥的青年繼續地下化,不反映在呈報的數字上,就等於沒有發生。
同樣地,若有瀏覽自殺群組,可以看出其實是一種求救的聲音。這方便了人們找出想自殺的群體,協助他們脫離困境。但現在處理的方法是假設設立群組的人教唆自殺,認為之前自殺的天水圍女生是被群組的人教唆,但有否想過是她已在網上求救,但沒人理會呢?若自殺群組都消失,是否就解決了問題呢?看來只有把這些對現實世界控訴的聲音消除世界才會潔淨。

社會面對青年問題最害怕的未必是自殺及吸毒,可能是FACEBOOK、MSN及手機等不熟悉的新科技(各種問題因為這些科技快速增加)。把青年人從這些科技中拉出來,走進成年人熟悉的世界才是解決之道。

2009年11月18日 星期三

我們太多『非行政工作』了

上次提問有關「非教學工作」之提案至今已有一個月,檢討何時完成?
在校政委員會會議上,所謂「沒有提出反對」,意思是校政委員對主任老師當值制度是「一致舉手贊成」、「超過半數舉手贊成」?還是有其他表達方式?就算校政委員全體一致舉手贊成,他們能代表有關持分者的意見嗎?
過去我們為這工作收集了大量數據,詳細寫在紀錄簿上,有沒有進行數據分析/統整?為何沒有回輸? 我們的「監察」扮演了什麼角色?每年五月我們的早會都大談「五四運動」,甚麼「民主、科學、人權、自由…….云云」,我們是在重演歷史嗎?

那位老師的意見的確十分精闢『毒』到。教改下老師投訴行政工作(或非教學工作)增加了不少,政府因而新增教學助理的職位協助老師。現在本校的老師認為可以將更多的非教學工作交給教學助理處理,那些『非教學工作』會是甚麼?重提『五四精神』的那位老師能否更『精確』的說明。

教學工作是否與教學相關的工作,包括了和學生的互動與學習相關的工作?還是在他心目中,教師應該有人預備好所有教材,進去只做演說的工作,然後其他工作皆為非教學工作?

按他的邏輯,行政和教學是分開甚至是對立的。若教師應負責教學工作,減少『非教學工作』。那麼,教學助理負責行政工作,可否拒絕『非行政工作』?我們是否可以減少準備工作紙及代課等等?若認為教學助理需要兼顧教學與行政工作,為什麼老師更多的非行政工作卻要教學助理兼顧?

其實,他只是『含混其辭』的希望推卸工作到其他人身上,要他明確劃分甚麼是教學工作,甚麼是非教學工作可能嗎?社會是否有需要花幾萬元一個月聘用一位只改簿、出卷、改卷、教書的老師?若他減少了非教學工作,會在那裡增值?是否會把教學工作與學生的學習緊緊扣連?(事實上現在很多教學是非必要的,學生學了後便忘記,意義何在?)

2009年11月16日 星期一

我的空間和時間

往年在前水警總部閒逛時覺得那邊拍畢業相會很好,於是滿懷興奮心情前往。到達後想在上邊拍照,一位女士卻問有甚麼可以能幫我。我拍照啊,但人已經夠,不用你幫忙。原來那邊已經成為酒店餐廳,要拍照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今早上班十分寒冷,加上下雨十分難受。但等巴士的人龍卻比平常還長,結果沒有坐位,要在車上迫。下班時九巴的職員回覆我的投訴了,告訴我要找人統計30分鐘內人流是否上升了80%以上,才可以向運輸署申請加密班次。

為什麼美麗的空間是小部份人的專利?在那邊拍照有何不可?那邊原本是政府的建築物,即使翻新了,也是大眾擁有的。現在只不過是租用給商人以利翻新,他們有甚麼權力霸佔該地,是否有錢就可以?為什麼巴士明明『迫爆』,還是要看人流是否上升了80%,若原本已經是很多人,那有可能再多80%嗎?若是這樣可能一早已經出意外了!
我們的空間就是給予一部份人享用的,其他的人只能永遠擠在一起。
時間也是,現在時間是對員工還是對僱主有利?是正在建設一個更健康的社會還是賺錢的社會?為什麼我們為了那一下拍卡要那麼緊張趕回公司?

2009年10月18日 星期日

課外活動與性別平等

這個學年協助新來的活動助理舉辦午間活動<<神射九宮格>>。活動挺有趣,先用鋼條把龍門架分成九個格,然後在九個格上加上瓦通紙版,中間加一個圓。學生則用西瓜波掉進圈內,不同的圈分數不同。

這個活動舉辦了兩個星期,第一個星期讓學生在限時內(亦是指定範圍)拋球,可以擲無限次。第二個星期讓學生每人掉10球。

我認為第二次的安排較好,你知道為什麼嗎?

若用性別角度去思考,在那種遊戲規則下對某一性別特別有利呢?由於每班須派出3人,若以第一次的遊戲規則計算,每班選出體力最好的3位會比較有利。而最好體力的往往是男生(但初中生男女的體力可能因為男生未發育而差異不大),因此在消耗的情況下男生比較有利。
而第二次比賽由於只拋十次,若距離是合適的,男女的機會較均等,因為比拼的主要不是體力,而是準繩度。我觀察到第一星期男生為主,第二星期比例各半,而女生的分數亦與男生不相伯仲。

當然,有些比賽體力亦是十分重要,例如柔道等。但我們要反思的是,我們要比的主要是體力還是技術?若是技術的話,有更佳的平台比拼嗎?

而性別平等的重要性不僅是男女平等而已,當天某班派出的其中一位男生是十分文靜的。他的體力不是十分好,而且平日反應較慢。第二次的規則剛好提供了充裕的時間讓他調整位置,思考如何拋。

由此可以看到,不同規則可以對不同的群體造成影響。一個更公平的規則不僅使男女有更均等機會,而且對弱勢的同學也很有幫助。

(本文由畢恆達的空間就是權力發展出來)

2009年10月10日 星期六

討論建構主義

1.Students are too passive wait for answers and knowledge. How to carry out constructivism in the class?
2.若学生集体创造或自己想的答案与老师所预期的有偏差,老师应否否定他们的答案,或仍接纳?又应如何带领学生思考正确?

RE1:我認為學生被動等待答案正正就是因為過往我們的答案單一,知識的系統建立在一種權威的觀念。因此,若要改變,教師先要放下知識的『權威』地位,讓學生知道現在是同等地位討論,老師也未必一定是對的。先形成這種文化是第一樣需要的。第二,我們的課堂太緊迫,導致我們課堂習慣上等候學生答案5分鐘已經非常奢侈,很多時老師會自行說出答案。我認為可以減少課程內容,反正教了學生也不一定記得,但他們自己發掘的記得的機會會更高。當然要做到十分困難,我們先要找有意義的問題發掘,一些沒有一定正確答案的問題。

RE2:這就承接了第一條的問題,學生的答案不同怎麼辦?我認為建構主義正正是建立於答案沒有標準,知識是由社會建構出來。既然不是上天既定的知識,那又何來有統一的答案呢?即是在香港看似有統一答案的,在中國、台灣或日本或更遠的地方也會有不同的答案。教師若能看到更多地方/族群的視點,便能理解學生有時『奇怪』的答案。當然我覺得最關鍵不是答案正確與否,而是他們是否有依理據邏輯推論出來,有就可以了

2009年9月20日 星期日

壞孩子獎勵計劃

壞孩子獎勵計劃基於教育心理學上的行為學習理論,指教師可以利用外來刺激導致學生行為結果改變(忽略當中的過程)。當中流行的一個部份就是利用正增強原理,當同學某些行為出現後(上課回答問題),同學便會得到獎賞(例如口頭讚賞)。

在推廣這個計劃前,我們先看一個故事:

在蕭寧波的<<五個印花可以換什麼?>>提及『一位年老的心理學教授退休後,在家裡享受清靜的日子,一天附近的公園來了一群年青人,大玩搖滾樂,把老教授吵得要死。老教授心生一計,走到那群年青人面前,告訴他們他很喜歡他們的音樂,並給了他們五百元獎賞,還囑咐他們下星期再來表演。年青人接過五百元,歡天喜地地離開了。過了一個星期,年青人們回來再表演音樂,老教授也獎賞他們五百元。如是過了幾星期,一天,年青人表演完畢,向老教授討那五百元,但教授說他已厭倦了他們的音樂,不願再付錢了。年青人知道沒錢了,一哄而散,再也不回來。 』當興趣變成了交易,便失去了原來的目的。正如我們給予學生印花,學生只為印花而做出正面行為,沒印花便回復原形,甚至可能更差。 壞行為也可以變成交易嗎?

壞孩子獎勵計劃就是利用這個故事的邏輯,當同學做壞事時,例如亂跑,打架便給獎品或口頭讚賞。當他們習慣了後便收回獎勵。結果會如故事一樣嗎?

相信不會,但為什麼?為什麼我們相信上面的故事能成立,有啟發性,但依照他的方法卻大有問題?

我們認為這計劃只會強化了學生的壞行為,而且一發不可收拾。但為什麼好的行為會因獎勵的收回而有倒退?好行為是否必須獎勵?背後是否有更多原因?這提醒了我,我們太集中在獎勵/懲罰這些工具之上。這些工具方便學校的管理(不是教育),只為了令學生不要出軌惹麻煩(這正乎合蕭寧波文章的結論)。